方永刚教授自述：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1963年4月22日，我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濒临内蒙古的赤峰市，那地方水土流失严重，土地十分贫瘠，十年九旱，特别穷。整个童年给我的印象中，有和小伙伴们玩时的欢乐，但大多是吃不饱穿不暖，挨饿受冻，以至于现在有时做梦都会梦到小时候穷苦的时光。
我不惧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我从不低头，从不服输，也从不知忧愁，从小养成了一种乐观向上、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性格。在我4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性格使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现在，我深深感受到小时候的受苦是长大之后的一笔巨大财富。
我真正关心起自己的命运是在30年以前。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老师们都在哭，当时我们不知道具体意味着什么，但也隐隐地感觉到，毛主席去世后，自己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我还要不要过这种挨饿受冻的生活。随着粉碎“四人帮”，随着1977年的到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我开始从思考自己的命运到思考国家的命运。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深深激发了我要通过学习，通过考大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么一种雄心壮志。从这以后，我开始发奋读书。我很懂事，在家里帮父母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上山打柴，打猪草，养兔等。当时家里没有电灯，全家就只有一盏油灯，母亲做饭、干活要用，我只有充分利用白天在学校的6节课时间抓紧学习，但效率非常高，成绩在全公社范围名列前茅，老师和校长都表扬我，说我学习特别刻苦。
1978年可以考小中专（初中毕业后直接考中专），当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名额，我是公社推荐的唯一一名考生。所以，当同学们都忙着准备6月份的高中考试时，我正准备7月份考中专。就在快高考之前，我的班主任张风启老师给我弄了一个高中的考号，让我去考高中。结果非常具有戏剧性。我考中专很有把握，但就在高考的前几天，也就是7月6日，我接到了县高中的通知，说我考上了高中。老师问我还用不用考中专，我当时想考上一个就行了，只要有书读就行，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当天就背着书包回家了。
两年高中读得非常辛苦。常年吃玉米面饼子，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买不起食堂里的菜，我只好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人合伙买菜吃，两人一个月只有4元的菜钱，不行就喝酱油，非常艰苦。不仅生活艰苦，学习也很艰苦，一天要学习14个小时，这两个艰苦改变了我的命运。高中毕业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考试那几天我生病了，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此以后，我走上了漫长的求学的道路。
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时，我只带了一床旧被褥，去了以后觉得自己非常寒酸。记得接站的老师和同学问我“你行李呢？皮箱呢？”我说都没有，只有一包被褥。我说你们上海是亚热带，不会冻坏人的。他们都笑了，说：“冬天没有暖气，这里非常寒冷。”
在大学里，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籍，感觉自己真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学校对我非常好，给我救济被，给我救济钱，给我甲等的助学金，每个月23.5元。所以说，我上大学，是党和国家供我念的书。我学习非常刻苦，可以说是我们班最刻苦的一个，我把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一方面是太穷了，没有路费；另一方面是为了看书，我父亲在家想我想得哭……。
由于过去在偏僻的地方没有多少书读，上了大学以后，和同学们一比，觉得自己太无知了，谈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古文化，什么都不懂。为了提高自己，第一个学期我在完成自己课程学习的同时，利用课余时间读了84本中国小说，以弥补自己的中国文学知识。当时有同学向班主任汇报，说我拼命读小说，老师还误认为我是不务正业。寒假期间，我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大一的下半学期，我读了西方的文学、小说几十部；二年级时我先后读了中国的哲学史，西方的哲学史。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可以和班里的任何一个同学公开的辩论、讨论问题了，特别是我关注的东西方思想史。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从思想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的发展的问题，养成了理论思维的习惯。
大学时代，我认真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毛泽东四卷。一般的同学对理论不感兴趣，但我理论思维见长，我非常喜欢理论，喜欢从理论高度思考中国命运的问题。我当时思想非常活跃，什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印象派、功能主义……我把主攻方向放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为什么会关注近现代思想史呢？因为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从1840年以后，中国积贫积弱，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传进来，没有救中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脱颖而出，而且为中国革命指出了路，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中国洋务运动，想从物质方面、产业方面去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想从制度方面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我们从思想理论层面、文化层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中找到了答案，这是为什么？所以我选择了近现代思想史，并且成绩非常优秀。
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我选的专业也是近现代思想史。考研那天，我进了考场在卷子上写上自己名字后又走出了考场。老师问我为什么放弃不考了，我说我现在的第一要务，不是我自己的发展问题，是我父母兄弟的生存问题。我全家为我上大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父母累垮了，我的兄弟们为我上大学，到矿山上去为人家打工，非常辛苦……我的弟弟也在念大学，我不能为了自己不管别人。就这样，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毕业。
在毕业选择工作时，我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多。当时，母校复旦大学要留我，北京有单位要我，辽宁大学、辽宁省文史馆都要我，不过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海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前身）。当时，我们教研室有个叫陆惠烨的教员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他给我介绍部队情况说，部队工资比较高，比地方高20%，军人穿着军装比较威武，而且部队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人才。他的这番话引起我很多联想：一是到部队以后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我从小就想当兵，小时候沈阳军区的野战部队到我们那拉练，部队到哪，我就穿着破衣服追到哪。当时就有个梦，我什么时候才能当兵呢？现在改革开放了，政策好了，我上大学了，有机会圆我的当兵梦了，我可以戴着眼镜，带着我的学问去当兵了。其次就是部队待遇好，家里需要钱。也就这两个因素吧，但事业是第一因素。对于我的这种选择，当时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因为那一年东北就两人考上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选择余地非常大，另外深圳的改革开放已经如火如荼了，完全可以到其他地方发展。
可以说，198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以前，我一直都在走艰辛的求学之路。到了学院后，我很快适应了部队的环境。第一次下部队锻炼，我表现非常好，和连队的干部战士打成一片，我在他们中间搞调研，帮他们分析问题，给他们讲课，让他们感觉十分亲切。在部队挂职锻炼期间，我因为表现优秀获得了3个嘉奖，期间我还参加了潜艇导弹试射行动。
1986年刚从部队回到学院，我就接到了去天津海政院三系讲课的任务。当时是由于一位老教员视网膜脱落，需要回大连治疗，临时让我去顶替。就这样，我第一次走上了讲台，单独给124人的大队一口气讲了80多个课时的课，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年轻的教员出口成章，讲历史像说评书一样。
1987年以后，教学转入正轨，我开始讲历史，讲世界史，讲中国史。1986年12月，学院历史教研室和党史教研室合并，我成为党史教研室的一员，但我更喜欢理论，我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理论非常关注。研究党史是研究过去，而研究理论特别是研究党的建设理论是现代，我比较关注现实问题。经过我个人申请和组织安排，1987年10月，我调入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要讲科学社会主义，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隔行如隔山。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刚开始感觉很难，但是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适应了教学的需要，实现了学科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1987年9月我母亲到我这来治病，1988年我结婚，当时在负担非常重、工作非常重的情况下，我参加了教研室集体编著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这在全国、全军当时都是第一本。我参加了其中“爱国统一战线论”一章的撰写，这也是最大的一章。为此，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写得非常认真。当时的崔主任，还有现在的徐明善主任，给我的表扬是：资料功夫非常深厚、非常见长，只要加以时日在理论上提升，会是一个很好的教员，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工作者。这本书在1990年获得了第5届国家图书奖二等奖，影响非常大。对我来说，这本书奠定了我理论研究的根基，也坚定了我坚定不移地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开创了我理论研究的道路。
1990年，学院成立了国际关系教研室。由于我是历史系毕业的，所学知识、专业背景和讲过世界史，所以又开始承担国际关系课的教学任务。这段时间正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剧变、苏东剧变的时间，所以我非常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关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也非常关注台海形势。
1992年，我阅读了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非常的振奋。小平同志那些振聋发聩的话语打开了我心中许多理论的迷雾，使我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非常具有前途，我们也有很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回答。在随后学院召开的研讨会上我发了言，当时的戴院长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中国今天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对于我们军队来讲，对于我们个人来讲，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关键是抓住机遇，用好机遇。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搞这方面的研究。
1992年12月，国际关系教研室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重新合并。之后，我开始讲科学社会主义，讲国际关系，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讲社会主义思想史，讲课的视野越来越开阔。1994年，学院召开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台湾问题的研讨会，我写了一篇题为《对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解决台海问题的战略思考》的文章，在军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奠定了我对台湾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对于我来说，1995年是一个转折。当时家庭非常困难，我母亲刚刚去世，我父亲来到了我这里，又有病，我的兄弟姐妹很多，都需要照顾，无奈之下我提出了转业。记得当时的徐莉莉院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转业？”我说“我非常喜欢部队，我非常喜欢我的事业，但是我现在可能要被经济压挎了！我的家人为我付出了太多，10年了我没有给他们多少回报……。”之后，我相继4次提出了转业，徐院长也先后和我谈了4次话。她从部队的发展，从部队的需要，从我个人的发展，她断言我可能会脱颖而出，对我说：“你有困难，组织上会想办法帮你解决，但你不能离开部队。”同时，她又给学院各方面的领导打招呼，说“要多关心方永刚，方永刚是个苦孩子”。所以，到现在我都感谢徐院长，她把我留下来了。她曾对我说“要不给你换一个有点补助的单位？”我说：“如果组织上让我走，我就走；如果组织上不让我走，我还要我这张办公桌，我就属于这张办公桌！”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
留下来以后（1996年），我开始发奋地工作。当时我代理教研室副主任，负责行管、教学，主要承担国际关系和外语教学。当年我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了教学奖，科研奖，组织上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给我个人立了三等功，我们教研室又得到了先进教研室的称号，这在我们教研室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97年5月8日下午，我骑自行车外出，在过马路时撞上了出租车，当时就把脖子撞断了，在医院整整呆了108天才出院。刚入院时，医生告诉我家属说：“你72小时不要离开人，他随时可能咽气。”也许是老天有眼，我一秒钟也没有丧失记忆，我在病床上还给同事交代了工作，交代了我的课应该怎么办，指导车跃丽教员关于香港回归的文章怎么写，咱们香港回归的专刊怎么办。因为我坚信我不可能倒下，我会很快好起来！当时我非常乐观，我的情绪感染了所有的人。当时在我头顶上做牵引，医生用钻在我脑袋上钻了两个眼，下了两个钩，吊了16磅的秤砣，整整吊了108天。有趣的是，这期间我们病房里病人换了多少我都不认识，我只认识当时的天花板。当时天气特别热，头上身上全是痱子，尽管这样，我仍然坚持学习。我让家属把我的书拿到病房来，用手举着看，从一开始举3分钟不到就得休息，到后来一口气举着书看3个小时、6个小时，手都不哆嗦。就这样，住院期间我一口气看了43本书。我给室友们讲历史，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讲国际形势，讲得大家都不愿意出院了。住院期间，我还完成一本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的资料。这本书当年12月份出版后非常受欢迎。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呢？是因为我把部队最需要的，干部战士觉得最解渴的部分，通过读书，通过我的整理，原汁原味地奉献给了他们。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当时，学院要召开贯彻十五大精神研讨会，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通过收听收看十五大精神，把十五大精神和海军建设联系起来，躺在病床上写了一篇《立足国际战略高度加强海军质量建设》的文章，最后被入选参加大会发言。开研讨会那天，我带着安全脖子套，在家属的搀扶下走上了讲台，发言时把脖子套摘下，讲完了再装上，我的发言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不仅如此，我还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曾答应我的学生：“在你们毕业之前，方老师肯定会给你们上课的！”研讨会之后，我又走上了讲台，一口气给他们讲了4节课，学员们都非常感动。
可以说，我成功地战胜了这次人生中最严重的挑战。出院时，医生曾嘱咐我“两年之内不准坐车船，要稳。”但我这个人是稳不住的。1998年春天，我就开始上课，并且承担了到外面去函授教学的任务。我走一路，讲一路，不仅讲已安排的内容，还进行国防教育、时事形势教育，从辽南一直讲到黑龙江谟河最边防的部队4连。那里的官兵扎根边疆非常不容易，干部战士对我非常热情，在大食堂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拿出自己酿的酒，自己大棚里种的菜，给我吃，给我喝，让我给他们讲讲外面的形势。我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两小时，官兵们非常感动，学院函授部的马主任也非常感动，他说：“你走到哪里都执行双重任务，扩大了我们的影响”。
1998年在我的科研路上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为了纪念20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获得了《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组织的研讨会一等奖。同时，由我们教研室牵头主办的、学院和《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共同推出的一期专刊，就是教员们写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邓小平理论这方面的文章，是我去编辑出版的，为学院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很多同志都还印象深刻。这一年，我不仅带着教研室其他同志搞科研，自己还写了十几篇文章。1997年，我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员；1998年，我被学院评为青年教员成才标兵。
1999年科索沃战争打响。我当时预感到国际形势将发生巨变，必须跟踪。最大的问题是，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8年时间美国打了两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预示着世界新军事变革将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新的特点，这对我们军队发展的影响意义非常重大。从1999年开始，我一边到部队和地方讲科索沃战争的由来、性质、战略影响，另一方面以极大的精力转入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转入了世界新军事变革与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问题的研究。由此，我的文章开始从亚太战略格局进入到海军建设，提高到中国的军队建设、中国的军事变革问题。从那以后，我就非常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写这方面的文章，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80周年。世纪之交，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去理解，譬如我们的党向何处去？我们的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军队要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纳入了我们的视野。我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意识非常强。江主席在1998年讲话中，提到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研究国防建设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到2000年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9年召开的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决定》，提出了两个提供，即：思想政治建设要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可靠的力量保证，许多新思路、新论断出来了。到了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又提出了四个如何，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改革开放的影响，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这些问题说清楚不容易，把大家说通了更不容易，但是你不说肯定不行，也得有人去研究。所以，2000年总政给了我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我和崔副院长、徐明善主任，我们三个人一个暑假没有休息，投入精力，搜集了大量的资料，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课题。总政领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解放军报》以“如何认识当代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对我们的影响”为题，整整刊登了6000字。接着，海军又指示我们研究“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并将研究成果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全海军，评价非常高。现在看来，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军队的问题，回答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非常有帮助。
2000年，我和徐明善主任在全海军各个兵种搞了5000份的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当代大环境下青年官兵的思想状况。我拿着问卷，从本院，到土城子，到旅顺基地，到沙子口，到北海舰队，到驱一支，为了调动部队官兵的参与热情，提高文卷调查的效度，我主动提出给他们讲课。我讲大家最欢迎的问题，最想听的问题，我给他们讲台海形势，讲中美关系，讲党的创新理论，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因此，我的问卷调查非常顺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撰写了将近4万字的调研报告，后来上报海军首长引起了重视，海军将调研报告下发到海军团以上干部。我们这方面的科研成果发表在2003年的《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第二期，共计1万多字。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申报和承接国家重大课题。2002年，我们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特批课题，即由国防大学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该丛书共十卷本，崔副院长、徐主任和我，我们三个人共同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和结论》这本书。他们俩理论见长，我是历史和党史见长，我们是互补关系，这本书出版后效果非常好，不仅澄清了我们对理论的模糊认识，更重要的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解析我们党史。这是新思路，不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说我们党从成立以后就沿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道路在前进的，就一直在践行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是我们党不断壮大的重要结论，是三条规律或者说叫三条铁律。该课题今年获得了全军首届军队政治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总政专门发了文件和证书。
2002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徐明善主任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共4万多字。毕业答辩我得了第一，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我当时就感觉到，我们当年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江泽民同志在这10多年时间里，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的事业推进到了21世纪，把邓小平理论也推向了21世纪，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思路和新论断，可以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我们应该研究江泽民创新理论。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崔副院长、徐明善主任和我，我们三个人经过研究，决定申报国家重点课题。申报的难度是非常大，好在我们有过去的研究基础，关键是我们有信心，再者，我们对理论事业十分执著，结果还真的申报下来了。当年全军这样的重点课题共有4项，研究江泽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只有我们这一项。当时，部队的领导、课题的领导、军科的领导都指示我们要拿出精品。这本书写得非常艰苦，40万字，几易其稿。原因是2003年要出版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我们要等十六大报告，要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特别是等《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目的是要第一手资料，因为这些原因，课题推迟了一年，终于在今年2月17日结题了。今年8月10日，《江泽民文选》发行，我们这本《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同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这本书是全国第一部用《江泽民文选》来注释研究江泽民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泰斗赵耀教授，专门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目前，人民出版社正在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申报“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其中就包括我们这本书，咱们这个一百是社科图书类，而且是向国外推广，这是我们集体的成果。
对我个人来讲，这几年是我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2000年我评上了副教授，2002年我硕士毕业，同时硕博连读。在读博士期间，我先后参加了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还有几项总政、海军和学院的课题。同时我个人还写了几部专著，其中《大国逐鹿——新大国政治》一书，获得了辽宁省社科类二等奖。
我非常关注江泽民国防洪军队建设思想，2002年十六大召开，2003年3月两会期间，江泽民同志在接见解放军代表团时，提出了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这个科学概念。当年1月份，总政编辑出版了《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一书。我认为研究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已经成熟，资料也够了。我用两个多月时间在研究了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资料后，想了一个大题目，即“世界新军事变革和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之后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篇文章就写完了，共15600多字。我是独辟蹊径来研究这个思想，我把江泽民国防军队建设思想最核心的东西归纳为创新，也就是与时惧进，通过分析这些问题，通过中外对比来研究中国军事变革的特点、规律、方法和途径等问题。写完后寄给了《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中国军事科学》主编看了后，一字没改全文照发。2004年春天，沈阳军区某师举办“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集训班”时，特别邀请我给沈阳军区团以上的干部讲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之后，我相继讲遍了大连的驻军部队。该成果今年获得了全军“首届军队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三等奖。作为这个成果的延伸，我继续研究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关系，从去年到现在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科学发展观和我军跨越式发展的文章，其中今年的《军事学术》杂志第一、二期分别发表了我的《以科学发展观统揽海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两篇文章；海司军研室特别邀请我撰写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海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的文章，之后我又撰写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军军事教育理论创新发展》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军事教育学会征文一等奖。今年暑假，我又和徐明善主任编写《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的教材并用于教学，很及时，受到了学员的欢迎。
从2002到2005年读博士期间，我研究课题的方向是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几年来，围绕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问题，我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在《中国军事科学》发表了几篇，其中去年第六期的《中国军事科学》发表了我的《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界说》一文，共18500字，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年8月《中国军事科学》又发表了我的《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与海军基层全面建设》一文，共14500字，在该篇文章中，我又把新使命和海军基层建设结合了起来。
近几年来，我每年发表文章都在10篇以上（不包括著作和课题），我研究的领域集中在党的创新理论、国防军队建设理论、军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仅要研究，还要将这些成果及时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教学，所以我上课很受学员欢迎，每年都获得A。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我代表海军参加全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观摩课比赛，经过了层层选拔、打擂台，我在政治系和学院获得了第一，在海军获得了第二，最后在全军获得了三等奖。也就是通过这次讲课，我给总政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我到国防大学去参加全军首届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学习时，总政领导还表扬我说“你的理论非常扎实”。
我觉得理论教学和理论科研是相通的，如果对于理论没有深入研究，在教学上也会不深不透。反之，如果你不针对军队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不针对基层和广大官兵关切的若干问题去搞理论研究，那是盲目的。我们现在既要研究基础理论，更要进行应用理论研究，特别是怎么样把党的创新理论、军队建设理论、特别是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胡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怎么样灌输到部队里去，怎么样用来解扣子，解答部队官兵存在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这些年我重点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不仅理论研究这么做，我还通过到基层部队和学员队中搞调研，和他们打成一片，在他们中摸清问题、研究问题又反馈到他们那里去，不断去讲，这样循环往复，不仅提高了我的理论针对性，也提高了我讲课的理论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我是咱们学院讲课最多的教员之一。此外，我还是沈阳军区联勤部的客座教授，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的和大连市讲师团的成员，是许多单位和城市的客座教授和讲师团的重要成员。我不仅每年到部队开展理论教育、时事政治教育、战斗精神教育，及时把我的研究成果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军队建设理论重大成果向广大官兵做教育宣讲，同时我还到地方进行国防教育，当然这也是我们这种理论教员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些年来，我每年在部队和地方都要讲50到70场的报告。
今年10月8日，我到北京参加了总政在国防大学举办的全军首届军队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该班由国防大学马列部具体承办，领导把这个机会给了我，我非常高兴。各大军区理研室主任、各院校的政教室主任、骨干都去了。但给我最直观的感觉是：部队的理论建设亟待加强，部队的政治理论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我这些年参加了许多研讨会，感到部队培养一个优秀人才不容易，培养一个能研究党的理论和军队政治理论的人才不容易，基层部队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这几年我有着强烈的使命感。部队培养了我，学院培养了我，通过这20多年的成长，我认识到不能仅仅因为社会的种种诱惑，因为一点金钱一点物质的利益诱惑，就放弃我热爱的国防事业，就离开军队去谋求个人的发展。这几年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我一定要扎根部队，为军队政治理论建设作出贡献！因为我觉得部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研修班结束时，我作为学员代表在结业典礼上发了言，总政领导去了，国防大学的许志功副校长也参加了。我的发言题目是“怎样按中央军委文件精神加快军队政治理论队伍建设步伐”，这个题目非常难写难讲，但我有长时间深入的思考。这个发言稿我写了一天一夜，最后累病了，当天晚上凌晨两点写完稿，两点半我的胃肠炎就发作了（实际上是结肠癌发作），一直疼了两天，试讲是别人替我讲的，最后正式讲的时候，我还是坚持出现在了讲台上。一共有8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的时间，讲到第三个人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要效果不要在意时间；第二要讲不要去念。轮到我上台发言时，我结合我的研究，结合我对理论的思考，结合我对部队理论干部队伍建设的了解，谈了我的想法。谈完之后，台下掌声很热烈，许副校长非常高兴，马上宣布休会。大家都过来和我攀谈，有的同志说，没想到理论问题还能讲得这么生动、讲得这么深刻、讲得这么好、讲得这么具有针对性，还给出了对策。我的稿子让国防大学拿走了，总政领导也过来和我谈话交流，很多同志拷走了我的稿子。最后总结的时候，许副校长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还特别把我介绍给了国防大学赵政委，并称赞我是“文才口才俱佳”。赵政委鼓励我要为部队多做贡献。通过参加这个研修班我感到，我们军委的领导，总政的领导，对我们军队理论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对军队理论人才队伍的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另外，我们部队理论建设亟待加强，理论干部队伍亟待加强，在这一问题上我感觉自己有深深的使命感。
我觉得自己这次病得不是时候，一是我是带着课题回来的，有重要任务要完成；二是我还有230多个课时的课，那么多学员都在等着我，一直要等到学期末，真是不幸！病了之后，一开始我也不太舒服，但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学院首长、机关领导，还有系里的领导，特别是系里和教研室的很多同事，非常的关心我，经常来看我；沈阳军区联勤部的首长对我的治疗也亲自作了指示；210医院的院长、政委，以及广大医护人员为我精心的医治。我想，一方面是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另外一方面是对我的期望，期待我快快好起来，好为部队做出更多的贡献。
简短的回顾我的奋斗历程，我有几个感想：
第一、人应该做点事。我觉得人的这一生还是漫长的，但是真正能做事、做成事的时间是很短的。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只争朝夕，在有生之年多做点事。要多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我特别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即“要干，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这句话江泽民同志引用过，胡锦涛同志也引用过。不干就没有马列主义，这句话已成为我这么多年支撑的信念。不管遇到什么困苦，一个字要“干”！干才出机会，干才出成绩，干才能得到认可！只有干，你才能不辜负领导、同事、战友、亲人对你的期望，他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只有用自己的工作来回报他们！
第二、人应该有点精神。这是毛主席说的。从1997年遭遇车祸到这次生病，大家对我的看法都一致，崔副院长昨天来看我时评价我说：“你的精神状态真好！你这个人精神不倒！”我说我“不仅平时用我的精神感染别人，不光在工作的时候，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是激情飞扬，也要感染大家，在这个时刻我更要保持昂扬的精神”。精神是什么？精神讲的是精神状态、是精神支柱、是精神动力，如果人失去了精神的支撑，这个人就失去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人干什么事都要有精神。毛泽东同志说，“军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邓小平同志概括了“五种革命精神”，江泽民同志提倡我们要具有“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到了胡锦涛主席强调军队要强化“战斗精神”，现在对我自己来说，那就是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对生活充满热爱这么一种精神！
第三，人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你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在社会中充当各种角色，成长起来之后应该有责任感、使命感，所以我不信宿命，但我信使命！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该对我的家庭、父母和子女有责任感，对单位同事、社会、国家，对我们党和军队都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是胡主席提出的军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新使命也好，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对军队使命的概括也好，那是对整个军队来讲，落实到我个人不是唱高调，提供力量保证靠什么，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尽职、敬业！我讲课的时候也这么讲，我说什么叫“尽使命”？什么叫“职业道德”？就是你做的工作要对得起你拿的工资，对得起纳税人的钱，对得起党和国家对你的期望。邓小平同志讲过，“一个国家让少数人奉献可以，让大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我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军校教员，但我们是社会中的人，我们付出也要取得，但如果你的付出大于取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的。
第四，人要有理想。人不一定要立太多的志，但一个没有理想的人肯定是走不远的人。少年时代，我的理想是非常飘渺的，是没有真情实感的。我真正理想的树立，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那以后的理想越来越坚定，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这么多年，我全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共产党人干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事业！那么我通过粉碎“四人帮”，通过我的童年和我的少年，这三十多年的比较，可以说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或者说我是邓小平理论从提出到形成到发展到创新的亲历者，我有资格有理由，我有充分的依据说，我对这个理论的信仰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坚定的不是动摇的。我从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当中感到，是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党、使我们民族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不再挨饿了，我有机会上大学了，我能为党和国家做出贡献了。通过我不断的研究，感到这些理论真正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特别是回答了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问题，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个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紧紧扣住了中国当代的重大问题，每个问题都不是理论的说教，所以我对这个理论的信仰有大量的事实依据。邓小平同志逝世时，我哭了一个礼拜，这哭哭得真切，是真正带着感情的，和1976年哭毛主席不一样，哭毛主席也是真哭，但不知道前途在哪里。邓小平同志逝世我是带着感情去哭，因为他给我指出了未来的路，我是带着感激的心情在哭。第三代领导集体带着我们党，我们国家和这支军队跨世纪，胡主席给我们新的规划，伟大复兴、和平崛起、科学发展、和平发展。我的理想非常坚定，现在重点是继续研究科学发展观。所以说，人应该有理想，理想信念坚定了，百毒不侵，西方那些民主化思潮，什么法轮功，什么异端邪说，只要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什么都不怕。
第五，人应该有事业。人这一生要做点事，要扎扎实实的做点事。而要做成一番事业，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要把自己的事业和民族、国家发展的脉搏统一起来，与时俱进；二是要有恒心，做学问要能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现在有些人，过去是剪刀加糨糊，现在是网上下载，弄虚作假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对此我痛心疾首。我每年投入买书的钱都在千元以上，有时候一下子就买了5000元钱的书，通过亲自阅读消化后再写自己的文章。我建立了很大的成果转化基地 ，那些主编，那些社长之所以相信我，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写的东西都是经过我脑袋里消化后再吐出来的，不是抄袭来的！所以我认为，人要用真心、恒心来爱护自己的事业。
第六，人要有爱心。爱什么呢？首先还是要热爱生命！这是我得病后的深切体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应该说我是从苦孩子到现在的这些年自己在拼搏之中，而且因为自己年轻，基本没怎么锻炼身体，可能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调整好，结果生了几场病。有人给我总结叫“四落四起”：1988年得了阑尾炎，1993年贫血到休克，1997年撞车到这一次结肠癌，做了个大的手术。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珍惜生命，珍惜自己的身体。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有一次题词提了三个第一，即：身体第一，学习第一，工作第一。有的人问主席，把身体放在第一，对吗？主席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身体啥也干不成。所以大家要热爱自己的身体，要锻炼好身体。其次是要爱生活。生活是非常美好的，生活中充满挑战，但是阳光总在风雨之后，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来迎接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明亮起来，不仅要自己快乐，还要带动别人快乐。再就是我们要爱别人，要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同志，这种爱不是虚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大家也无时无刻不在爱着我们，因此我们应该付出自己的爱心。表面上看，好像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人和人之间少了爱心，但实际上并不缺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次病倒以后，我给我的亲人们带来了那么大的压力，他们还那么关心我；领导和同事们一遍遍地来看我，关心我。我觉得人要充满爱心，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我们身边都不缺少爱，关键我们要发现、要珍惜这种爱。
我知道，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取得这点成绩是党和军队多年培养的结果，还有许许多多的领导关心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给我搭梯子、压担子。我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的取得只能说明过去。我把这次生病当作短暂的休息，把恢复健康当成工作，我相信我会很快康复起来。康复以后，我要以更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去，因为还有很多的工作和课题要攻关，我没有理由不让自己赶快好起来，没有理由让自己消沉下去。感谢组织给我机会，还采访我，报道我。实际上我没想到这一天，我做工作不是为了宣传报道，我把它当成事业来做。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这些年投入了，有产出，我坚信我的选择是正确的！（2007年03月28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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